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而言，虽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是，要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关于刘安[注: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8年（公元前172年），刘长被废王位，在旅途中绝食而死。]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作者将历来的观点归纳为“刘安所作说”和“集体创作说”两派。作者对后者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史记[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巨著，对中国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史记》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国西汉时候，]》、《汉书》均无明确的集体创作说，相反，《汉书·艺文志》明确地记载《淮南子》的作者为“王安”；刘安具备写作《淮南子》的主观条件，而“八公[注: 太宰等八官都是公，因同时封此八人，乃称太宰等八官为八公。-bagong]”的写作能力值得怀疑；《淮南子》文章风格较为统一；《淮南子》的忧谗畏讥之心与刘安的身世密切相关，等等，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作者的基本判断：“刘安之于《淮南子》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地加工、润色，能够反映其思想，展现其文采。”（p28）这一判断也是令人信服的。

 

    刘安的“谋反”问题，一直是《淮南子》研究的重大关节。历代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其“谋反”的事实，而怀疑是冤狱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两种势同水火的观点，作者从《史记》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早记录刘安“谋反”的是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的《史记》，而最早透露刘安“谋反”是冤狱的，也是《史记》。所以，《史记》无疑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作者在充分尊重以上两派观点的前提下，紧紧围绕《淮南王衡[注: 鲁彦-鲁彦（1901－1944），浙江镇海人，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王鲁彦、返我，浙江镇海县人。现代小说家、翻译家。-luyan]山列传》和《酷吏列传》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对诸多疑点一一破解，指出司马迁明言刘安的“复仇论”，又通过诸多前后抵牾的细节，对刘安“谋反”是冤狱进行了点醒和暗示，《史记》中的这些明显的行文不周，当是缘于司马迁“以诙诡出之”的曲笔之法。除此之外，作者又联系武帝时代为强化中央集权[注: 中央集权centralizationofauthority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地方分权的对称。在这种制度下，]，恩威并用的现实背景，指出刘安本人是汉武帝[注: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一公元前87年3月29日），幼名刘彘，字通，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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