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朱熹是婺源县城人，字元晦，又字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父朱松，宋政和八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与王阳明转及《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又因此上溯，治五经与诸子，转而下涉清儒之考据。由此治学门径，结合钱穆的一生著作，足知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他成绩卓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几个特征，一是由文史而入经史，二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贯通，三是义理、考据、辞章的并重，四是通史[注: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干嘉三个时期。]与专题的结合。概言之，在钱穆的治学中未曾袭用西学以解读中国思想，他基本上是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来认识中国文化的，而这种治学门径的固执本身就彰显着钱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世界中，钱穆治学中的上述特征也许并没有特别之处，它们可以被视为传统治学的共同方法，区别仅在每位学者的功力深浅，或视野宽狭。但是，钱穆的学术成长已在20世纪，虽然他没有能够接受现代大学教育，完全是自学，但事实上他对新潮的西学绝非弃而不见，或有抵触。从中小学[注: 小学教育一般是六年制，分三个阶段：一年级、二年级叫低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叫中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叫高年级。-xiaoxue]起，钱穆即受其老师影响，对西学与西方历史乃至当时的新思想家，如梁启超等，都充满欣喜而有认真的研读，深受影响。在钱穆的研究中，西学与西方历史也往往成为一种大致的比较背景。然而从根本上看，钱穆始终循着中国传统的治学道路，基于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来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决不依傍于西学中的某家某说来分析中国思想。具体地说，钱穆对中国思想的解读，无论是个别的思想家，还是通论性的，他都不是引入西学的理论来进行重构，而是依据中国学术的自身谱系与理论架构，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自身系统以及义理解经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思想。

　　钱穆不依傍于西学，选择在中国传统的知识系谱中解读中国的思想，并没有使他的研究缺乏现代学术的风格。钱穆虽不袭用西学的概念与理论来分析与重构中国思想，但他却有着明确的思想体系的观念，这正是他非常有别于古人而极富现代学术的风格。在这点上，钱穆是有明确自觉的。譬如《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对钱穆影响巨大，他撰《宋明理学概述》，曾坦言“十之八九根据两部学案”，但区别在于，“虽多援据两学案，而取舍详略，排比条贯，别有会心。大抵两学案以材料为主，而本书则以各家思想之体系为重”。平实而论，两部学案的材料，当然决不是随便选的，见识自在其中，但“体系”的意识与实际的呈现，显然不如钱穆那样明确和清楚。换言之，钱穆对思想的诠释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思想往往见之于学术，而学术又表征着思想，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形式上具有浓重的学术与思想互涵并重的特征。因此，读钱穆的书，一方面能够较好地进入传统的学术系谱，体会到传统的治学方法，从而得以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获得同情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亲切的，另一方面，又不失现代的型构化特征，能够与现代的学术诉求与叙述风格相连结。

　　钱穆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在他的治学门径上的呈现，对于现代的学者是存在着困难的。由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与西式教育，我们的思维惯性是分门别类的，研究上的要求是专业分割的，因而背后往往预设着特定的知识形态，以及特定的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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