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注: 国子监是中国隋代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同时作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管机构，隶属礼部。国子监具有一定程度的监国功能，]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注: 湖南省-湖南省位于中国南部,长江中游,因大部分地区在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hunansheng]，辗转到贵州贵阳[注: 贵阳市-贵阳市是贵州省省会，位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和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工业基地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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