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利用数字化手段传承和保护古籍，便于学者的研究与教学，使古籍成果为更多人所用，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文献学界一直在做的工作。8月16—17日，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召开的第三届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研究与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主办。

　　古籍数字化发展迅猛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一些已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数据库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大型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国学宝典》除以每年1亿—2亿字的速度扩充外，近两年更在功能拓展上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科研成果和产品不断推出、技术问题得到深入解决，古籍数字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和良好前景。

　　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介绍了古籍数据库的建设标准、版权、数据库模式等问题，其中古籍数据库建设的智能工具成果展示是一大亮点。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注: 李浩[三门县委书记]，李浩[演员]，李浩[教师]，李浩[西餐厨师]，李浩[作家]]认为，古籍数字化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国家应当从战略工程的高度对其给予支持。

　　跨越瓶颈 实现长久发展

　　古籍数字化事业的发展虽然成果显著，成绩斐然，但在研发和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不少问题。教育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19个司局组成，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注: 秘书岗位是与领导岗位相伴生的，有了领导才有秘书的存在。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是一种有别于同事关系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处理的好坏事关全局工作的开展和秘书工作的成败。]处办公室主任卢伟认为，古籍数字化现在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籍数字化缺少国家标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原主任许逸民指出，现在古籍数字化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采用简体字，但由简转繁没有标准是不行的，这是古籍数字化发展的一个很大障碍。古籍的本质是文字和行款，因为版本不同，古籍的成果质量、水平也不同。总之，如何将当代先进技术[注: 先进技术正文　　代表一个历史时期较高水平的和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领先作用的技术。这是一个时代的和相对的概念。在前一个时期被视为先进技术的东西，以后会被更先进的技术所淘汰，而成为落后技术。]与传统的学术体制有机衔接，尚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才培养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古籍数字化事业需要的是兼通古典文献学与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但是由于现有学科模式的划分，这样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招到。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