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先生的话触及到了当前国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民族文化，总是从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撞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和营养的。在这过程中关键是要有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几乎完全被动，被强势文化压得抬不起头，因而多少带些盲目性时，如果思维没有浸透自己文化的核心（宇宙观、方法论等）并通观人类历史进程，就难免穿着高跟鞋扭秧歌，按咏叹调的旋律唱《打龙袍》。但是，要做到“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不比附，就需真正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中去修养心性，而并非把传统文化—国学只当作谋职求生的手段。要走到这一步恐怕也需要若干年吧。
3.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当代，国学如果只是在中国境内“热”，哪怕已超出了学界范围，恐怕也还不能说是复兴了；我认为，只有在国学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界显学之一时，才能算是“热”了，也才能说是复兴了。国学必须走出去，因为我们自信“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可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可以为世界走向和谐作出贡献。因此在研究和普及国学的过程中，无可回避[注: 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的几个关系到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便提到我们面前：
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的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为了保障人类生活得幸福，经济发展需要怎样的速度？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民族化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富足应该是怎样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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