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窃，为故宫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此后，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私拍门、封口门，到最新曝出的黑板门……层层洞开之“门”，让素日神秘幽深的皇宫圣殿四面楚歌。有人说，这是故宫自末代皇帝[注: 末代皇帝特指清朝，乃至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曾有同名电影演绎了溥仪的一生。 生平简介溥仪(1906一1967)，中国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走出后最热闹之时，而这种极尽讽刺和悲哀意味的热闹背后却值得反思。

在大众传媒和信息网络极度发达的今天，以现代信息媒介为依托的公共领域不断拓展，几乎所有愿意表达意见的公众都可以加入对任何一个公共事件[注: 事件一般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产生相当影响的事情。它的发生是受多重因素激发而产生的。可能来源于于政治领域，或者军事领域。]的造就之中。故宫事件正是这一趋势的现实标本。它证明在公共领域话语中，即便是庄重威严的紫禁城也要毫不含糊地被拉到公众舆论自发搭建的审判台上，接受诘责、问讯、声讨甚至鞭挞。这让人看到公共领域今非昔比的自由维度的延伸、公众思想权力的不断扩张、公众责任意识的显著增强，也促迫故宫暴露和解决内部存在的问题。

但不应忽视的是与此并存的开放空间舆论的娱乐性、无序性和失范性。在这个习惯了制造话题的年代，芙蓉姐姐、凤姐、兽兽之类，为公众提供的低级笑点极易让人乏味，未及故宫事件这般可得舆论深度玩味。剥丝抽茧中层出不穷的爆料，在满足大众窥秘的癖好、娱乐消费心理期待的同时，也裹挟着颠覆权威的快感。这些足以刺激公众对这个事件表现出少有的亢奋甚至癫狂。

“N重门”，“宫斗”、“宫心计”、“宫里那些事儿”……目不暇接的字眼，将汉字的潜力、活力、魅力以及杀伤力运用到极致。显然，在以专家、大众和媒体三大群体构成的公共领域里，至少媒体已从最初道德的审判官[注: 判官1、官名。隋使府始置判官。唐制，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可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2、古代传说中的阴间官名。]、正义的维护者，演变为巨型T台上的舆论走秀者。汹涌的舆论一定程度上飙的是措辞的抢眼，比的是事件的八卦，拼的是表述的过瘾，而事件本身已变得无甚重要。媒体本应有的冷静与理性多大程度上被置换成了腻歪与矫情？问责之余，又杂带有多少戏谑甚至幸灾乐祸？

没有理性与超越向度的舆论扁平无力，而为舆论而舆论，甚至如“标题党”般狡黠地专注于用文字游戏来制造眼球效应,有何裨益？又会将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引向何处？更重要的是，本应由媒体承担的理性守持与导引之重任又由谁担负？媒体在引发公众“围观”时，是否也应在种种“门”中三思呢？ （来源：中国艺术报 乔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