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相与问答百余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余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看来他所推崇的谈话还是一对一的单独谈话。
苏东坡还指责仁宗乾纲不振,不能抑制强横之辈。因策问中问到五行,苏东坡对“日食”的解释是“阳气不能履险”。这种哲学性的讽喻倒还罢了,他更径指皇帝的私人生活:“臣切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减敌国。”他最后还重申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天下者,非君所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这是提醒皇帝他不过是个代理人,应“思百姓之可畏”。
这般对策,连苏东坡本人都自认是“猖狂之说”,但他也是感于国事、不得不言:“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可以视为佳话的是这次考试苏东坡高中,并“诏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东坡的兄弟子由也同场考中。据说仁宗阅卷后对人夸说自己已为后代录取了两个宰相,对苏氏兄弟高度评价。此语是否确实待考,但科举的对策在宋朝以直言敢谏为制度则是确实的,而且还有以此为天下做示范的意思。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廷试中应试举人“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苏东坡此时方任史官,觉得好制度被破坏,“窃深悲之”。他联想到“科场之文、风俗所系”,“而士之科甲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就会“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他就做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自己扮演考生写了一篇《拟进士廷试策》,因时政对神宗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上奏神宗,算是对科举对策制度的一种补救。科举制[注: 科举-科举是一种官员,尤其是文官的选拔制度。因以分科考试选举官员,故名“科举”。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士大夫如此实践、维护,它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了。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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