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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史学罪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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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9-17 10:24: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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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雌雄，所以以风土人情见长；《乐》是用音乐说话，以和谐见长；《春秋》论辩是非，所以以治理人见长。由此，《礼》是用来节制行为，《乐》是用来诱发平和心，《书》是来说明政事，《诗》是用来表达情意，《易》是用来讲变化之理，《春秋》是用来阐发道、义。“拨乱反正”，没有什么比《春秋》更行之有效的。《春秋》字数不过几万，而其要旨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灭亡了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逃不能保其国家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治国的根本。《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发生的，而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的也不可以不通晓《春秋》，否则就只会墨守经义而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而不知如何灵活对待。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必定会陷于篡逆被诛的境地，并蒙受死罪之名。当初，他们做事时，都认为是好事，只因不通晓《春秋》大义，才导致无法推卸罪名的结果。如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不合正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罪。把天下的大罪加在自己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根本。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予以杜绝，法律是坏事发生后再予以惩戒；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杜绝作用隐而难知。”
壶遂又问：“孔子时，他上没有圣明君主，下不得重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洞的思想来裁断礼义，充当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得到合适的官职，万事停当，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还要继写历史，到底想要说明什么？”司马迁说：“哪里哪里，我写历史，怎敢与《春秋》相比。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的八卦；尧、舜的强盛，在《尚书》中做了记载，而礼乐也兴起了。商汤、周武王[注: 周武王（约前1087年—前1043年），西周的创建者，姬姓，名发，谥号武王，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常称其为珷王。是周文王的次子。]的隆盛，《诗》进行了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奖周朝，并非仅仅讥讽呀’汉朝兴建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得到符瑞，举行封禅，更正历法，变换官服颜色，受命于天，恩泽广布，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经过几重翻译来扣中国边关，请求进献和朝见的使者不可胜数，难于统计。臣下百官都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再说，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做国家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使人人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传述，违背先父的临终嘱咐，罪过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论著啊，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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