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的大勋章。虽然明知道这战胜国是搭车搭来的，但中国的知识界，还是一片欢腾，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撰文，欢呼一战的“公理战胜”。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1来听演讲的人，大多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北大的学生来听讲是当课上的。这个演讲，后来见诸文字，大概出于巴黎和会[注: 巴黎和会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简称PPC）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的缘故，调子已经低多了，但仍然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2这是一次学生在天安门的欢乐的聚集，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过后，同样聚集在这里的人，换了一种心情，满怀被抛弃的悲愤，有人还割破自己的手指，写了血书。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这么多年，终于看到有位强国领袖，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头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3
中国人满心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注: 不平等条约是指在签订条约的国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彼此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4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其实，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威尔逊的14点声明，固然不乏理想主义的精神，从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到此番的14点声明，确实有种对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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