础上的创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显然就是不重创作了。当然，孔子的思想学说本身倒并非无创造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确成了中华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老传统，内乡衙内征联要求必须出自古籍古人的“原话”，便是这种老传统最生动的说明，因为那么一句“原话”即使找到了，也不过是对旧有东西的重述，而非对尚未有的东西的智慧性创作。
我有一位学生，留学美国多年，现在已是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十多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他见到我，首先就谈到他在美国多年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为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有创新，有己见，有创作，而不能停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味在故纸堆里翻来覆去。我觉得，他的感受值得我国当今思想界、学术界人士深思。在徜徉于固有的优点和既得的成就之余，不妨多思考一点我们的不足之处和更上一层楼的问题。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章上》）。我们的学术工作，如果只片面地重知识性、资料性之“述”的方面，却不进而强调智慧性之“作”的方面，那的确会陷入“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的境地。几千年来中华思想文化发展速度较慢，难道不是与这种片面的“述而不作”的传统有关吗？
（张世英 作者为著名哲学家，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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