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买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注: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念fu）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作《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注: 王实味，河南省潢川人，作家，因文惹祸被错误地处决，时年41岁。-wangshiwei]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也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了。

时代周报： “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按照政策来写作品，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服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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