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17年的创作生涯，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文革”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绝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吴中杰：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多的还是随大流的人物，因此，正需要鲁迅所倡导的独立精神，需要他的思想深度。这就是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作者：李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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