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般对策，连苏东坡本人都自认是“猖狂之说”，但他也是感于国事、不得不言：“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可以视为佳话的是这次考试苏东坡高中，并“诏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东坡的兄弟子由也同场考中。据说仁宗阅卷后对人夸说自己已为后代录取了两个宰相，对苏氏兄弟高度评价。此语是否确实待考，但科举的对策在宋朝以直言敢谏为制度则是确实的，而且还有以此为天下做示范的意思。到了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廷试中应试举人“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苏东坡此时方任史官，觉得好制度被破坏，“窃深悲之”。他联想到“科场之文、风俗所系”，“而士之科甲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就会“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他就做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自己扮演考生写了一篇《拟进士廷试策》，因时政对神宗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上奏神宗，算是对科举对策制度的一种补救。科举制[注: 科举-科举是一种官员，尤其是文官的选拔制度。因以分科考试选举官员，故名“科举”。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士大夫如此实践、维护，它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李书磊系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文化史、文化理论及城市研究，有专著与个人文集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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