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枝蔓一向倚重现实主义，在诗词里借古咏今、借古抒怀、托物言志，而这些都是造成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不相符的原因。杜牧在《赤壁》里写下著名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赤壁之战[注: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争之一。公元208年七月十二日(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率领水陆大军，号称百万，发起荆州战役，然后讨伐孙权。]发生于208年，曹操的铜雀台则修建于赤壁之战的两年之后，即210年。仍然是这个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让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气势恢宏的阿房宫，但2003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阿房宫城墙，虽然阿房宫是否建成仍是“历史存疑”，但它却的确未经历过灭顶之灾。只是，它借由诗歌白白赚取了世人两千年的叹息。 


　　如果说古诗词对历史的误读尚有漫不经心的成分，到唐传奇、宋代话本和元杂剧兴盛以后，对历史有意识地“添枝加叶”和“移花接木”就大规模流行起来了。 


　　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鲁迅先生所称的“早期‘古小说’尚不作‘幻设语’”，大致是称其有尽量保持客观的初衷。及至唐宋，市民阶层富足成熟起来，城市休闲的一项惯常消遣就是听说书人讲故事，而历史小说[注: 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形式，它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长篇作品则可以展示某一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其中的重要题材。宋代称这些人为“说话人”，其表演场所遍及“瓦子、勾栏、茶楼、酒肄、街头巷尾、宫廷寺庙、府第乡村”，听众既广，事业又繁荣，说书人免不了为了保证票房而信口开河，时间久了，一部部情节跌宕、戏剧冲突强烈的“历史大片”就这样慢慢演化成“历史”。 


　　同皓首穷经地苦读史书获取真相相比，听“话本小说”显然受众更多，流传度更广，如快餐般更速食简易。人们从中获得戏剧冲突的快感，得到身心消遣，顺便普及了历史人名和知识点。诚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李凯所说：“戏说一事，现代人为之，古代人同样为之。”  


宋朝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述了开封的“说话人”讲述三国故事时的生动场景。《三国志》作为观众点播率奇高、叫好又叫座的畅销段子，说书人每每讲到“刘关张桃园结义”一幕时，都能按时赚取观众一票热泪；讲到刘备取得阶段性军事胜利时，则能收获具有朴素道德观听众的满足的唏嘘。“但历史上桃园结义是根本没有的事”，李凯这样认为，“这些杜撰只是迎合了人类最朴素的关于情意的美好设想。”市民阶层没有话语权，但也有表达自己价值观或政治倾向的诉求，所以对历史故事有选择地相信，甚至想象，也成为误读的一种成因。 


　　将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脸谱化，在戏曲这一形式繁荣之后达到顶点。陈寿在晋代编写《三国志》时，曹操还是名正言顺的正面男主角，到了清代的三国戏里，曹操已完全演化成邪恶又野心勃勃的反派男一号。相反遭遇的是诸葛亮，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诸葛亮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变。“《三国演义》从一开始就是虚构，草船借箭[注: 《草船借箭》是根据我国古典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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