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梁山前的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以打鱼为生，虽也从事私商，毕竟属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渔”。智多星吴用在探得了梁中书筹备生辰纲的消息后，策划劫持，急需人手，三阮就成了重要人选。由于吴用不了解三阮此时的心思，以需要“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为名，赶赴石碣村，试探他们的口气。饮酒闲谈时，谈到了梁山话题。

此时的梁山，已被王伦为首的小股强寇所占，研究一下以三阮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梁山强人的看法，不仅有利于理解三阮后来何以也到梁山聚义，对于理解传统理论毫无保留地肯定农民造反的意识形态，也不为无益。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阮生活在梁山泊水边，梁山泊就是他们的衣食之源。阮氏兄弟说在这附近已打不到大鱼，只有梁山泊里才有，吴用问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脉之水，如何不去打些？”三兄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五)“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阮小七)“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阮小二)在三兄弟看来，这梁山强人，只有打家劫舍，却无杀富济贫，对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与破坏。可见，阮氏兄弟对梁山强人充满了憎恨与敌视。

那么，三阮对官府的态度如何呢？官府在梁山泊地区的治理情况如何呢？吴问：“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指政府、官府)禁打鱼鲜？”阮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吴又问：“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在三阮介绍了梁山强人的危害之后，吴问：“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屎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

在三阮眼里，梁山强人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官府则是身穿官服的强盗。在祸害百姓方面，两者并不存在根本区别。在当时的制度之下，百姓身受双重侵害，一方面是强盗抢劫，一方面是官府盘剥。北宋地方政府只会欺压百姓，在治理盗匪方面却无所作为。尤应指出的是阮小二这句话：“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可说是道出了千古悲凉。金圣叹[注: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名喟。吴县人。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就此评论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捕蛇者说》是唐代柳宗元[注: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的名作，文章的主旨可以用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概括。可见，三阮对官府的愤恨与仇视，并不亚于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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