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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称“一切向钱看”致道德滑坡(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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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0-19 10:31: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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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识面很广，在各领域都能提出很专业很具体的意见，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当时咱们也没有现在这样大局面的外交。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为中共争取了很多知识分子。
主动挣脱尘网
北京晨报：您后来为何主动转向学术呢？
资中筠：在外交系统，最好的工作是所谓“一线”，即在“部里”和大使[注: 大使全称为“特命全权大使”。由国家元首任命，在所驻国家代表本国及本国元首，为最高的外交代表。此为国际公认的准则，而非个别国家的规定。]馆，其次是我当时工作的“对外友协”之类，最差的是去学术部门，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安置[注: 安插-语出:元 张养浩 《朱履曲》：“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喫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ancha]在那里。在“对外友协”，需按口径说话，事务性工作多，那时我快50岁，忽然就想独立了，不想再事事听命。更何况，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资料最丰富，我一辈子都是跟着图书馆走，当年上清华也是因为图书馆好。
北京晨报：对这个选择，陈乐民先生同意吗？
资中筠：听说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惊，部里说安排我去驻外使馆。陈乐民生怕我答应，因为要去两个人得一块儿去，我们都特别不喜欢使馆的工作，闭塞且人事关系复杂，还必须事事按口径说话。陈乐民更厌恶官场，他最喜欢抄写陶渊明[注: 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的那句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斯文就这样消逝
北京晨报：老一代学人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他们的风骨与操守，为什么后一代学人就没能传承下来呢？
资中筠：我们大学毕业时，因为历史相对简单，可以到外事一线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业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只是暂时被信任。领导说现在还用你们，是因为工农子弟还没成长起来，如果不加紧改造自己，等“我们自己的子弟”进来时，你们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出身大多符合“红五类”标准。我们已经下乡了，我和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更多接触，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命运参差不齐，有的是造反派骨干，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乡，甚至进监狱。其中高干子弟的命运和他们父母的命运息息相关，有些人在命运的大起大落中，尝到了民间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报：今天读书人的修养确实有很大的滑坡。
资中筠：修养需要几代人慢慢熏陶出来，今天启蒙说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贬义词，这也没办法，启蒙关键是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我在小学时有公民教育课，一开始就教孩子们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讲礼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级有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一个人讲公德，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学校公民课没有了，改成“修身”课，学四书五经，讲忠孝节义，这是件有趣的事。从历史上看，异族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往往尊孔，这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
权力与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报：我们从小老师也教导要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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