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

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详见《清史稿·高士奇传》和《啸亭杂录》卷三）

郭琇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康熙又岂能两样？郭琇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确实是一道很有威力和十分具有杀伤力的弹劾文书。这道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七

最后我想用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

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遌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

的确，高士奇除了做事认真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还有很会讨好康熙之外，工作上再没有其他积极作为，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只为“身家富贵”着想的穷秀才，数十年来不仅得到康熙高度信任和重用，而且即使他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相比之下，那些忠直之士，敢言之人，以为一言能够兴邦，片语可以回天，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各种方式提建议、进忠言，结果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往往如杂草朽木一样被屏除掉，这究竟是何道理呢？何况康熙还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明君，要是碰到好歹不分、忠奸难辨的昏君，世道人心又会坏到何种程度呢？（眭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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