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必须巩固权力，但政府不能仅靠武力巩固权力，政府必须向人民承诺，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但这些承诺不一定实现。有了权力后，政府会做一些以前不曾提过的事情，在历史过程中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或在其他时代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事实上，新政权都要面对一些较为棘手的大问题。 


　　《财经》：那都是掌权者，或者说夺取政权后面临的同样问题？ 


　　史景迁：这些问题包括组织和后勤补给等问题，即人们目前强调的公共产品问题。例如，怎么养活民众？怎么运送粮食？如果河流上战争不断，船舶势必折损惨重，怎么建立海军？或者必须有民众愿意借船给政府，或通过其他渠道和方式，解决补给问题。政府要做的事太多，包括邮政、银行、道路、交通、安全等系统。尽管政府说，政府愿为老百姓服务，但政府不得不为富人服务，因为苟不如此，便无法阻止金钱流往国外。 


　　对一个新政权来说，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许多决定，如哪些人、哪些群体要缴多少税？怎么缴？中国的税制非常复杂，一些优秀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明清两代税制的变革。国家当然要有税收，但明朝的税收主要靠大运河上缴北京，为畅通缴税管道，政府必须保持大运河畅通，并经常清除淤泥，而为保持大运河畅通，除了有效的官僚体系，还需成千上万的民工。在乾隆皇帝把中国领土扩大一倍前，中国已经够大了。为确保税收，中国需要有像洪承畴那样的官员。他善于运筹折冲，对于筹税，既有经验，又有技巧。对于洪承畴和吴三桂的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书，年轻的中国学者，应该尝试着做，会有价值的。 


　　讨论1644年、1911年、1949年，重要的是考虑这些时代的背景。1949年，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后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革命”，而蒙上了一种色彩。 


　　《财经》：你认为1949年后的一系列“革命”，如“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吗？ 


　　史景迁：这个问题是现代人开始问的。他们好像是说，我们本应该有个水晶球，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有没有可能直接从1949年就进入到邓小平时代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有1949年以后的那段历史呢？我并不认为中国必须走过这段，但问题是中国确实经历了这段过程，并不是说中国不会走上其他道路。 


　　《财经》：客观地说，当时的国际环境或许不允许这么做，但中国当初如果按照“八大”的路线往下走，代价肯定会小些。你好像说过，邓小平是中国适时出现的一个适当人物。那邓小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跳出了你所认为的历史循环？ 


　　史景迁：也许一个人在获得成功时，会有一些决定性因素，或许是他们的年龄，或许是命运，或许是外交政策，或许是国家的疲劳。但是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时，已经很有权力了，尽管还不属于最高权力[注: 一部有趣又深具启发性的小说。哈里斯对于罗马时而迷宫般、时而死寂的政治场景的描述，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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