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坐蔡元培的车子回到宋庆龄寓所，在花园草地上接受各路记者的集体采访。萧伯纳先是不肯多谈，但在记者的不断追问下终于打开话匣子。他对当时中国政局和抗日，对社会主义和苏联，对英国对华政策等，“振其雄辩，滔滔不绝，间杂以诙谐讽刺，警语透关”。有记者问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并放言“我相信社会主义，迟早必得普遍实现于世界各国”。接受采访后，萧伯纳又在蔡元培等陪同下参观“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表现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极大同情。

　　当晚6时左右，蔡元培等送萧伯纳返回“不列颠皇后号”前往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继续其中国之行。萧伯纳的上海之行可谓是“惊鸿一瞥”，十分短暂，但由于宋庆龄、蔡元培等精心安排，他有了很好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萧伯纳这位“和平老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对反动派的嘲讽，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鼓舞，有力支持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

　　萧伯纳离沪后，《论语》、《申报》等报刊有关他的报道和评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瞿秋白[注: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还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1933年3月第12期的《论语》，几乎用整期篇幅刊登蔡元培、鲁迅等对萧伯纳访沪的感想。蔡元培在《萧伯纳颇有老当益壮的感想》中，说“萧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并高度赞扬其关心工人阶级和社会问题[注: 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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