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作出反应。他们常常满足于凭借自己的知识积累，把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类分析，却无法使眼前的问题在与知识积累发生关联的状况下转变成新的“问题意识”。所以，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注: 甚至于 拼音： 解释： 1.犹甚而至于。-shenzhiyu]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势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注: 大师，现在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因其意义比较广，还有佛的十尊号之一、官名、学者专家的尊称、对年纪大的老师的尊称等。]的头衔，也只能如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在《何谓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中所指出的，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由此，我们就会更加理解尼采这位最懂得自己应该怎样生存的大思想家，为什么会经常嘲笑那些“愚钝的学者”了！

    1996年冬天，在完成了《悟性与奴性——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以后，我在后记中表述了这样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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