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蒙昧是源于利害关系

新京报：你是研究美国的学者，你受到的教育也好，接触到的人也好，启蒙对于你来说容易一些。但是，有些知识分子的观念和你格格不入，我相信和他自己接触到的人与环境，还有知识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异？

资中筠：我觉得，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蒙昧是由于你没想到，是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你不用脑子想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有权势钳制你，（另一种）我觉得中国的成语真的是非常有智慧，有一句话叫利令智昏，就是你在利益所在的时候，就不见得用脑子去想了。或许，你以此作为一种主张，以安身立命，更加容易站在启蒙的对立面。

新京报：很多以前看来高高在上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颂圣文化”在当下还有体现吗？

资中筠：我觉得，现在的“颂圣”少多了。现在有两种另外的替代的东西，一个是实际利益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形而下想得比较多，形而上想得比较少。从前我们在学校里头，很少想将来出去要有一个房子[注: 住宅是提供人居住的房屋。客家人称作屋家，广东人称作屋企，福建人称作厝。为民间信仰的风水区分由于生人居住；称阳宅、以别于已经身故入土之阴宅（墓）。]之类的这种事情，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讨论务虚的问题，要么风花雪月，要么是哪本书怎么样，关心时事的就讨论救国之道。有的同学家庭也很贫寒，但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想怎么赚钱，出去以后我的工资是多少。除此之外，我觉得“颂圣文化”中其他的东西几乎没有很多号召力。

【书摘】

对研究的意义就不宜作“立竿见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所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用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这应当不算陈义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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