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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枪杀刘和珍毁了他一世清明？（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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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9 10:3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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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地方检察厅[注: 清天改革司法，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在各大城市，除地方审判厅外，又设立地方检察厅，以执行检察职权。]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注: 内容参见南京zongtongfu]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注: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蓬莱人。清末秀才。北洋军阀首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投天津武卫前军当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习。]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注: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辽宁海城人，自小出身贫苦农家。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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