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诗近百年的历程中，人们不断探寻它的发展道路，以及如何形成崭新的美学体系。早在新诗发韧时期，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便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新诗第一要有新意境，第二要有新语句，第三要有古风格。”尽管他所指出的三个要素有失简单，却比较贴切地触及了我国新诗继承与发展的宏大课题。如果从更深层的哲学内蕴和文化内涵来理解，便是古典与现代相融合。

    古典与现代，既是时间概念又是文化概念，既是哲学理念又是人文精神，既有内涵的丰富性又有外延的延展性，是确指性与模糊性的统一，从而具有宏阔的包容性。

    我国古典诗词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命脉，都源于儒道互补的哲学理念，儒家入世的修养，道家出世的空幻、释家轮回的信仰，都以具像化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精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世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古典诗词经历漫长岁月的磨洗，不仅形成了稳定的艺术法则、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而且不管怎样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哲学理念却规定了人的精神疆域和文化归属。全部古典诗词的内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那便是“英雄岁月、菩萨心肠、神仙眷属、名士文章”。人文精神在时间过程中发展，体现继承与超越的融汇，在现代内涵中，凸现了人类意识、生命意识、个性解放和人性光芒，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在当代人心中，“英雄”不再限于建功立业和兼济天下的使命，而且往往是一种气韵、气质和秉赋，是一种人格精神的完成；而“菩萨心肠”又无法替代崭新的人格模式，至于“眷属”和“爱情”又绝非是同一概念和同一涵义，生命世界的难解之谜，早已超越了古典哲学理念与价值规范的限定。至于“名士”的闲雅风韵，无论是在斗争哲学的笼罩中，还是在竞争意识的冲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了。现代人文精神正在呼唤人格模式和文化性格的重塑，继承古典诗词中“和合文化”的精神命脉，又张扬人类追求自由的祈望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张扬，构成现代诗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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