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汉代出现的察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方法﹐又称“策试”。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再诏举贤良能直谏者﹐并亲自加以策试﹐其时参加对策者百余人。]研究，其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我曾经在有关地方将这种现象称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国家范型”。

四是视野相当狭窄，学者们往往只知道本学科领域的一点东西，而对其他学科的知识少得可怜。有时还枉自尊大，自以为是，有统领天下的感觉；觉得其他学科玩的都是形而下的东西，不如自己的学科抽象、思辨、既深且高。其实那都是虚幻的错觉。近年来在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比较有建树的学者，往往都不是中国哲学学科出身的人，比如余英时、廖名春、汪晖、葛兆光等人。学科视野的狭窄，导致一些学者只知道几个概念，成天在一些概念中玩游戏，自己心里已经很空虚了，居然还以为自己可以建构体系，其实都是自欺欺人。一方面是大谈中国哲学的特色就是重直觉、重体验，另一方面自己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知识化的，枯燥无味，既无直觉也无体验，更谈不上精神的跃动和生命的闪光。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路子正越走越窄，新鲜的有价值的思想越来越少，杰出的有创造力的大家几乎没有，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东亚其他地区像台湾，还有韩国特别是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早就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其外国同行所高度重视；而中国大陆方面，除了解放前出的几个大家外，解放后数十年好象还很少有人在国际中国哲学研究界产生了真正有分量的影响。我每次参加学术会议，总是留意台湾学者的文章，拿他们的文章和大陆学者的文章相比，结果往往发现台湾学者的文章写得比大陆学者的文章专业性更强，更有深度，规范性也强得多。就我个人来看，我认为学科分割过于严重（被抽象的概念和思辨困住了手脚），不注重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过份注重具体的现实指导意义等，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严重的若干问题。除此之外，学术期刊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要负重要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学风也是学术期刊培养出来的。

由于上述原因，我也时常听身边一些朋友抱怨不愿意去开会，因为开了几次会之后往往发现，很多人只不过是借开会之机出去转转，会会老朋友，认认新朋友。至于开展学术交流，反而不是真正的目的。岂止是开会，看看学术期刊上的那些文章，真正值得看的、有价值的又有几篇？有时连翻都懒得翻。（方朝[注: 人物姓名 方朝 人物简介 ［清］（约公元一六九八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广东番禺人，方还之弟。生卒年不详，约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前后在世。]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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