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版过的书中，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水经注》的今译。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水经注》研究，是国内的郦学泰斗；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关于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各出版社相继出版各种古籍今译的图书。陈先生也希望能把《水经注》译成白话文，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但他本人有更重要的研究课题，腾不出时间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经过长期考虑，他终于选定了我。我过去接触的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国学根底很浅，觉得这样艰巨的任务，是超乎我的能力的，因此一再婉辞。陈先生善于用人，也善于挖掘人的潜力；他相信只要调动我的积极性，我还是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他一再鼓励我，自己也译了一卷作为示范。他对我的信任和器重，使我感动，觉得不能再执意推辞了，更不应辜负他的一番盛意。我凭借词典试读了几卷，有些难点向他请教之后也解决了，终于鼓起勇气，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不过我觉得工作量太大，希望找人合作，遇到困难也有人商量；陈先生也同意了。我找了两位合作者，出了第一个译本。此书在国内和台湾先后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最后也是最完善的一个，是台湾三民出版社出的《新译水经注》，但由于各种原因，两位合作者先后相继退出了。

    《新译水经注》虽然以“新译”为书名，但“译”在书中所占的分量，是远远不及陈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的。书中的大量注释，有许多涉及极其艰深古奥的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一般人是极少猎涉过的。没有广博精深的学养，很难查出这些需要加注的典故、名物、职官，以及人名和中外古地名等等的出处。还有“研析”，当然也是陈先生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在这本书中，竟与学术界泰斗陈先生一同列名，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惶恐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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