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他是清末学堂中推行尊孔读经的坚决反对者，对男女不能同校共学的论调，更是深恶痛绝，予以尖锐抨击。他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如今时隔多年，现在的我们，再去温读他当年的文章，那些曾让他如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的教育问题，早已不复存在——经书早就不念了，男女早就同学了，汉字早就简化了，拼音字母也早就烂熟在一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了，然而，若撇开这种种困扰时人的具体问题不谈，我们不难在其上下求索的背后，切实地感受到写作者洋溢出来的家国情怀，以及那种更为可贵的据实说理、实事求是的平实风范。他是小学堂读经的坚决反对者，但并没有就此认定，经书就没有价值，只是觉得儿童不宜“专读一经”，以免导致“食而不化”。他主张，对于其实并不是“不美”的经书，其中的精义格言，采入修身课本可矣；其中的治平要道，编入法政大学及专门法政学堂的讲义可矣；其中可资风诵的古雅文章，选入国文读本可矣；其中古史所征的事实制度，作为讲习历史的参考可矣。（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1911年（第3年）第8期）这样的建议，不走极端，有益于问题的具体解决，也减少了无谓的意气之争和现实国情可能带来的阻隔。他主张仿行欧美国家的学制，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是因为，“学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欧美国家，学生7岁入学，大学毕业二十一二岁，“出以任事”，正当其时。（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教育杂志》，1909年（第1年）第1期）而当时清廷学部制定的“癸卯学制”，“非二十七八岁不能在大学毕业”，学生大好光阴，过多地蹉跎在学校里，于国家，于个人，都是不该有的浪费。他自己本人自学成才，一生当中，读书不辍，但他却不赞成有职业者读书过多，“我们有职业的人，应该每日有半小时最多二小时读书，不可不读，因为职业上修养上都有读书的必要；不可读得太多，因为太多了有妨办事，有害身体，更恐食而不化，变成书篦。”（陆费逵：《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进德季刊》第2卷第2期）这样的论点，立足于用，切合于行，不尚空谈，更不洒狗血。如今时代，教育问题同样很多，同样棘手，而教育界能像过去陆费逵那样，既热心探讨又平易主张者又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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