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陆费逵深入骨髓的实用主义教育精神，使他坚定地选择了在他人看来并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书业，作为终其一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开始就认定，教育和书业有着相互为用、互为表里的密切关系。他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古语说，观其言，察其行。陆费逵一生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出版，目标不可谓不坚定，贡献不可谓不卓著。这也使得他这个被后世[注: 简介阿拉伯文Ahirat的意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在现实世界毁灭后永存的彼岸世界。 宗教意义 “信后世”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之一。]公认的教育家，在具体的教育事功上，与其他教育家相比，显现出不尽相同的路径。他实干教育的舞台，不是三尺讲坛的传道授业，而是为人做嫁的编辑出版。他所从事的出版活动，于教育上的作用表现，是多头并进的，也是可圈可点的。他是《教育杂志》的首任主编，又是《中华教育界》的最初创办者。这两份民国教育史上最为著名的教育杂志，创刊时间既早、刊行时间亦长、传播范围既广、发行量亦大，对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教育变革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以及影响，可谓至深至远，时人与后世皆置有高评。他1912年创办的与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同时成立的中华书局，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注: 基本资料 立国lìguó【found a state;creat a nation; gain nationhood】 建立国家或使国家存在立国之本 相关条目 词汇 词语 汉语 制度-liguo]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申报》，1912年2月26日）审其意图，虽然不无广告宣传、排挤竞争对手的商业指向，但落实在中华书局当时及以后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