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语教育运动中，同样值得一说的，还有国语专修学校的创办。1920年11月，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拟在上海举办“国语专修学校”，作为我国东部各省的国语师资培训和推广国语的示范教育机关。（黎锦晖：《我和明月社（上）》，见《文化史料》（第3集），9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中华书局毅然接受了“国语读音统一会”的委托，具体承办了该校的创建和[注: 建和在历史上被用作几个政权的年号。]日后的教学管理工作。在资金上，中华书局每年向该校贴费一千二百元。在招生上，国语专修学校的招生广告和中华书局的图书广告并置于报端。在教学上，很大一部分教员由中华书局国语部的编辑充任。从实际办学效果来看，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是当时教育部在各地办的各类国语培训机构中，成绩最好的一家，这完全得益于陆费逵的全力支持和中华书局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样，中华书局也没有为此白劳，从中获得了不小的商业回报。从大的方面说，国语专修学校为全国培训国语教师，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培育市场。想一想，中华书局大量出版的国语教科图书、儿童书刊、民众读物、录制的国语留声机片等，若没有一个浓厚的社会国语教育氛围，没有一个广泛的信服国语、热爱国语的小学教师队伍作基础，其销售市场必然狭小，书业利润也就无从谈起。另外，兴办这样一所服务性质的学校，还可以博取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的竞争力；国语专修学校附设的小学，还可以实验书局编写的教科书，在实验中提高教科书的编写质量。全国各地的小学校长和教员来此培训，中华书局还可借此机会，加强与他们的感情联络，对推销本版教科书也不无用处。最为明显的收益是，中华书局获得了学校讲义的出版权，这些讲义出版后，都有较高的印次，为中华书局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陆费逵说“教育与书业互为表里”，这是一个有力的实例。

    中华书局虽然一直把教科书及教育类图书作为其出版重点，但总的说来，中华书局出版物门类齐全，古今中外皆备，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出版社。所出书刊数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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