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鲁迅阅读”，只合在其晚年的特殊境遇之中。以他固有的文化观念，那原本是他不屑一顾的，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革命”的境遇之下，所谓的“封资修”读物无从阅读，或不再有公开阅读的条件了，吴宓开始阅读起所谓“新文学[注: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的作品，这除了鲁迅的著作之外，还有茅盾[注: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评论家。常用的笔名有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等的作品。不曾想，他竟被吸引了。
1965年1月，吴宓开始在学校的阅览室内读鲁迅的著作，这大概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拜读鲁迅的著作，如《两地书》以及《鲁迅日记》等，这不免又引发了他的自哀（爱情的凋谢，以及“文人闲散之生活”的终绝，所谓“今观之更如天上人间矣”）。当然，其中他最关注的，是《鲁迅全集》中抨击“学衡派”的几篇文章，即《估<学衡>》、《一是之学说》两文。与此同时，他热读了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且感到“趣味浓深”。他叹道：茅盾，“诚不愧为中国之巴尔扎克”，其书“颇能综合表现1930夏全中国之真实概况”，“后来历史之趋势，中国之局面，已可由《子夜》一书得知其大概；惜宓在当时犹未能知，且不欲信，昏昏度日，苟偷至老。”原来吴宓也有反省的功夫，只不过那是特殊的环境之下，对“新”、“旧”的取舍，他是绝不肯随人倡和的。
“文革”期间，鲁迅之名借领袖的揄扬达于天际，此时吴宓的心思，想来已很不是滋味。1967年3月间，他又在学校阅览室读鲁迅的著作，计有《热风》等（特别属意于其1922年11月3日评吴宓在《中华新报》所刊登之《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以及“评责《学衡》者”的《一是之学说》一文），他还认真做了统计：“计其与宓有关者凡三篇，皆1922年作，署名风声（暗切树人名），而登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晨报-副刊》者：（一）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