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然同志知识面广博，文字通俗晓畅，很有写作能力。早年还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注: 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直接隶属于总统府，任务包括人文及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并兼有科学与人文之研究。]时，曾协助范老（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分工搜集明清史部分的资料，得到范老的赞许。后来又和燕铭同志等协助徐老（徐特立[注: 徐特立为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毛泽东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著供干部阅读的文化课本。灿然同志本人也写过几本书，在华北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出版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出版局等机构担任办公室主任、副总编辑兼秘书长[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和副局长、局长等领导工作。在中华书局期间，为了办好古典文献专业，他曾请时任中华书局编辑的宋云彬老先生去讲解《史记》，他自己也曾多次到北大这个专业听课，听取同学们的反映。
灿然同志在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广泛联系和团结了一批著名的学者，经常征求他们的意见，出版他们的著作，与学术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样做，既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能够较好地为研究、教学工作服务，又能对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使古籍整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灿然同志十分关心学术动态，总是鼓励编辑“练笔”写文章，当时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华书局的编辑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新书报道和学术动态。他还鼓励编辑走出去访问专家学者，参加各地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向编辑部门汇报。还经常指定年轻编辑向他汇报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讨论的问题，要这位编辑既谈讨论情况又谈自己的观点，他常常用这种方法促使编辑提高水平。灿然同志本人因患高血压，工作又忙，不能经常出去，但也尽可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他还曾应约到高级党校讲课，高级党校把他的讲稿印成《王船山的社会思想》分发给听课的学员和有关单位。遗憾的是，他的这类讲稿和在延安华北书店出版的著作，现在都已不易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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