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傻子”已经不多了，连议论“傻子”的人也不多了。 


　　到处都是“聪明人”的匆匆脚步，到处都能听到“聪明人”志满意得的高谈阔论。在这样的“聪明人”面前，我们自愧不如。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马云的公司作为企业精神的诤言是 “很傻很天真”，我一下子觉得有点晕。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对要求做“革命的傻子”留下过烙印。后来，因为这个革命演变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让社会抛弃，于是，“革命的傻子”便也无人做了。令人遗憾的是，在与“革命的傻子”告别的时候，“天真的傻子”也无人做了，“聪明人”趁势繁衍。 


　　无论是“革命的傻子”还是“天真的傻子”，其精神内核其实是相近的，这就是轻利重义、轻私重公、有价值操守、有理想追求。无非提倡“革命”时，让人走错了方向。但是，当整个社会即使“天真的傻子”也少有人愿做的时候，社会的价值标准便出现混乱了。


　　其实，每个社会出现的“傻子”，都为这个社会点燃了道德的亮光。


　　上世纪三十年代，教育家陶行知放弃高薪，拒绝仕途，为教育理想，“要饭办学”，面对“傻子”奚落，他写诗明志：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能救中华。他的无私献教，执著建校，吸引了很多同道者与之共同奋斗，给贫弱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温暖的、有希望的圣洁之所。


　　再往前看，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很有一些“傻子”，坚持操守，不为利益所惑，成一时楷模。东汉杨震去荆州任刺史[注: 刺史，官名。汉武帝废除了沿秦而置的监御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又称部），各州任免刺史一人。此时的刺史为监察官，受御史中丞管辖，以六条诏书监察本州郡县官，秩八百石，较太守的秩比二千石为低。]，路经昌邑[注: 昌邑市-昌邑市是国务院确定的沿海开放城市，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华侨之乡”、“中国印染名城”、“中国北方绿化苗木基地”、“中国超纤产业基地”。]，昌邑县令王密为感谢当年杨震提携之恩，怀金十斤悄送杨震，杨震不受，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种心天一体的“傻行”，“聪明人”见此，一定嗤笑不已。可如果没这类的“傻行”，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的延续不知会呈现怎样的面目。


　　放眼当今，官员中也有“傻官”与“聪明官”之别。


　　这样，我们可以说，“傻子”并不傻，他们无非比“聪明人”多了一点远见，少了一点私利；高了一点境界，少了一点糜俗。看到这样的“傻子”，那些惯于见机行事的“聪明人”真要安静下来，理一理“聪明人”与“傻子”之间的关系了。


　　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