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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子家著作中的“亡国”义训(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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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2-16 9:40: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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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为常见。战国中晚期是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政治思想成熟的时代，《管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频频出现的“亡”字及其特殊用法，既反映了思想家对其时日趋白热化的兼并战争的关注，也显示了这些思想家构筑其理论大厦时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在《管子》等书中，“亡国”既指政治上的必亡之势，同时，这种意义上的“亡国”也被视作一种国家类型——跟“王”、“霸”、“危（衰）”并立的一种国家类型：
《管子·枢言》：“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
《管子·枢言》：“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管子·治国》：“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商君书·去强》：“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苟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荀子·强国》：“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
从上述议论里，可以看出诸子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所谓“王”、“霸”、“危”、“亡”，都是从国家形势来说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成分则是政治治理得好坏。这一标准的选定，无疑代表了诸子思考政治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所在。古典希腊的政治理论家们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是政体，是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7]，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是从国家形势、政治好坏出发来给国家分类的，因而，与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亚里士多德讨论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不同，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怎样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至少，不被灭亡。希腊政治理论家们的目光在城邦之内，而中国政治理论家的问题在国家之间，是怎样在国际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造成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内容是帝王学、统治术。当然，国家的形势、政治的好坏本身便是主观随意性颇大的判断，以之作为判断的标准，便不免会带来许多主观上的纷扰。战国中晚期，诸子们几乎人人在说“王”、“霸”、“衰”、“亡”，但各人的理解和相应的主张往往相去甚远。
政治上的“王”、“霸”之分，在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晚期和战国早期便已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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