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指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我们要考察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军事思想的嬗变轨迹与一般规律，穷本溯源，不能不从研究上古兵学切入，庶几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宗旨。

西周是中国古典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武王伐纣[注: 文王死后，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臣，继承文王的事业。第二年，武王举行军事演习，东观兵，至于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公东征[注: 周公东征是约前1045年周公旦为巩固周朝统治，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征服东方诸方国的战争。-zhougongdongzheng]、昭王南伐、穆王西巡、宣王中兴、幽王失国等一系列战争，给军事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而礼乐文明的繁荣，也为军事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背景之下，军事思想在当时遂进入初步成型的阶段。这既表现为金文、《尚书》、《周易》、《诗经》、《逸周书》、《周礼》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总结，也反映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和主体内容的书籍，如以“古司马兵法”为类名的《军志》、《军政》、《令典》、《大度之书》等等。它们对兵学现象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

《周易》主张“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强调严肃军纪，令行禁止；重视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之间的关系，“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上六》）；重视民众在战争活动中的作用，“众允，悔亡”（《晋卦·六三》）；“观我生，进，退”（《观卦·六三》）；强调考虑与较量双方力量，在此基础上作出攻守的抉择：“晋其角，维用伐邑”（《晋卦·上九》）；提倡战术上巧妙利用地形，引诱敌人加以伏击，“需于泥，致寇至”（《需卦·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卦·九三》）；“军，左次，无咎”（《师卦·六四》）；讲求师出有名，主张积极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卦·九三》）。这些内容显示，《周易》的确是一部富有深刻军事思想的古老著作，它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弥足珍贵。无怪乎宋代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要这么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

其他像《周礼》、《尚书》、“古司马兵法”门下的《军政》、《军志》同样对军事问题提出了理性的认识。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述就非常深刻，它主张从事战争的出发点是征讨不义，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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