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徐刚修订了自己的旧作《民国大江湖·话说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及《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连同新创作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共同推出。徐刚欲借自己的书探讨一个问题：任何一场革命，首先要有思想的支撑。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的精神火光，是由康梁的百日维新点燃的。后人谈及辛亥革命，几乎把这段忘却。徐刚想用文字告诉读者一些更加真实而丰富的历史。

写史往往不易，当一个时代成为历史，细节成为废墟之后，想还原其原貌，费时费力。这一点，徐刚很清楚：“历史的许多真实细节，都随时间消逝了。所谓史书所载，往往是成功者的历史，它决不会认真地记载失败者的历史。成功者的历史是夸大的，记载失败者的历史，其实也是夸大的，将它钉在耻辱柱上，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很多的真相被掩盖。”

“像袁世凯，一生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历史上确实留下骂名。最有名的是他83天的皇帝梦。但你若细看各种史料，细读晚清的各种文档，你会发现，袁也是当时朝廷中最能干且力主改革的一员大臣。”徐刚说。

他喜欢写有争议的人物，这也给写作带来不小的困难。他得参考大量正史、野史，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刊物。因此，于他而言，创作积累不是几年的事，而要数十年。

“对我来说，写这三个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最困难的是，我叙述的角度是什么。”徐刚坦言，自己只想给读者展示一个较为可信的历史。

他觉得难度最大、最不易落笔的，是《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当年写梁启超、袁世凯时，已涉及康有为，但徐刚始终不敢写，因为要把握这样一个“先知”，徐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时隔几年，再下笔时，徐刚选择从康有为维新失败、流亡海外时写起。百日维新、公车上书，只在回忆中带过。主要写他在国外16年，如何做一个“耐苦不死之神农”，寻遍大地，亲尝百草，采药配方以治中国之病。

“在那个年代，只有康有为，把世界跟自己、跟中国拉得这么近。他走了很多国家，每到一处，必做调查、研究，集他国优良之大成，寻未来中国之富强。他仅是蛰居喜马拉雅山（那时叫须弥山）就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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