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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走样，而成为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工具。到了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几个造反的军人，就引爆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是什么革命的力量，而是这个政权早已四分五裂了。
民主的实现
关键是政治土壤改变
采访中，雪珥不止一次提到对韩寒的欣赏。他愿意看到更多年轻人对革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这也和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对于一个开车时连打远光灯近光灯的规则都无法遵守的民族而言，激进的革命只会带来大规模的无序和灾难。”雪珥说。
记者：晚清改革的轨迹被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打断，你认为这延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吗？
雪珥：从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寻找“制度灵丹妙药”的阶段。精英阶层，尤其是体制外的精英，将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乃至执政者，以为换个制度——往往是换个制度的名称，换个执政者，就一切迎刃而解。这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了一种潮流。
精英们乃至全社会，不断地在“改制”的折腾中颠来倒去。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夺权混战之中，鲁迅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各路人马打着动听的口号，其实只是为了夺权。甲午战败后带来的这股“主义”万能风潮，对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极大的困扰。
政改不是换一拨人来当权。主义、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你相信改革的效率要比革命更高？激进的革命对中国而言并不适宜？
雪珥：是啊，毫无疑问。治理国家就像运营一个公司，不停地更换股东，并不能带来公司效益、员工福利的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经营公司。
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公司治理是一门科学，国家治理更是一门科学。想要改善国家机器的运行状况，为什么不从实现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决策公开透明这些具体的层面去操作，非要拉下一群狼，换一群更饿的狼上台呢？
记者：建立更民主、更先进的政体，难道要靠执政者的自律来实现吗？
雪珥：没有任何理论敢于相信“自律”的力量，要靠更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实现，即便是表面上的自律，也要靠外部的制衡和惩罚机制保障。必须注意的现实情况是，任何一个执政集团内部，都不可能真的万众一心，而存在内部的利益博弈，也有望形成内部的权力制衡——这也是执政集团自身健康的保障。晚清50年，“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种“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并存的模式，令体制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制衡。
权力本身是恶的，折腾只能带来更多无谓的消耗。我认为，关键是如何在技术层面寻找更科学的治国方法，去制约权力。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根本的是政治土壤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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