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到新作《天子脚下》，雪珥撰写的系列近代史书籍，为晚清改革始末打开切口，暴露出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
本报记者 卞文超
1月1日晚，雪珥从重庆飞抵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居澳大利亚后，他频繁穿梭于国内国外，习惯于轻装简行。
雪珥发来的名片有两面。一面是“雪珥，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另一面印着“蒋文胜，商人、律师、记者、朋友、澳大利亚太平绅士”等社会职务。随着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名声渐起，雪珥更多地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读史而知兴替，其作品借古喻今的意味最为人称道。
1月份，他又有新作《天子脚下》面世。2日中午，在北京市朝阳[注: 朝阳区-朝阳区位于北京市的东部，西与东城、崇文、丰台、海淀区相毗邻，北连昌平、顺义，东与通县接壤，南与大兴县相邻，全区面积470.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4米，是北京市城近效区中面积最大的的一个区。]区某酒店，雪珥穿着休闲装运动裤出现在大堂，言谈衣着都极随意，并不像想象中的海外“绅士”那样讲究。
行万里路
从体制内出走
从名字到身份，雪珥都难以让人一眼看透。虽然已有数本著作，读者对他本人却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是男是女。
在和记者交流的三个多小时中，他十分健谈，表现出坦率的一面。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人，干过公务员、记者、律师，后来下海经商，做房地产开发。1999年，他凭借50万字的财经专栏，技术移民澳大利亚。
有跨度、有纵深的生活经历，为他读史写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记者：采访之前看你的履历，感觉像一个谜。现在从事的主业是什么？
雪珥：目前国内国外两边跑，主业还是做生意、做贸易，读史写史是我的业余爱好。
记者：职业生涯发生了多次转变，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雪珥：我自认为是对社会现实接触比较早的人。17岁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校就给校领导做助手，开始了解社会生活复杂的一面。1991年毕业后在浙江团省委工作，几年下来平均每年写25万字的文件，无形中锻炼了对改革风向的嗅觉。后来在报社挂职做管理工作，同时在多家媒体撰写财经专栏。
我感觉，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在机关跟着工作组到基层蹲点，让我受益很深。浙江大大小小许多县我都去过。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不迷信文件，也不迷信教科书上的历史。
1999年6月30日，我踏上了澳洲的土地。到悉尼之后，在一家大型金融公司从事金融管理。2003年，回国下海，在上海做房地产项目开发。真正做生意我才知道，之前写的财经专栏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地产项目的开发运作十分微妙和复杂，一个项目上有两百多个官司不足为奇。“非典”时期，我跑北京21次，和最高院的警卫都混熟了。我常说，房地产开发是“纸醉金迷密集型行业”，每天眼中都是大资本的运作，要去考虑各种关系的“勾兑”，也很容易让人迷失。
记者：忙于应酬哪有时间读史？
雪珥：看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就知道，精力都放在那儿了。应酬除非迫不得已，因为不喜欢。尤其是到了澳[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