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与文体观念十分明显，从《诗》三百篇开始，就有以风雅颂之体为“国史”的说法，而词至两宋始为兴盛，原是配乐的歌词，从用途来说，又多属私人化的写作与吟哦，列为“艳科”，不同于诗的言志经世功能。过于精雕细刻，浅斟低唱，未免会影响到词的生活天地与境界广大。虽然苏轼等豪放派有所拓展，明清至近代也不乏文士加以延伸，但是面对我们当今全球化的生存之境，古老的诗词既要保持汉语写作的传统（尤其是它的文字、音韵、对偶之美），又要推陈出新，这便构成词的创作难题。纪先生将词境与时代气息融合一体，其词作格调清正，境界高远，情致醇厚。正因为词中的纪事、抒情、言志都展现了新的风范格局，因此许多作品达到了与时代风云相舒卷、与作者胸怀相共鸣的境界。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既要传导古代的精神，更要有所创新。《文心雕龙》中有《通变篇》，其中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既是古代文学创作[注: 在这插入文字 在这插入文字-wenxuechuangzuo]的规律，也是今天词作焕发青春的枢机。而《乐斋词》的价值与成就，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这本词集的魅力在于它的情感之真。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在《人间词话》中感叹：“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情真未必就是上品，然而没有情真却决计难臻上品。词集中的有些词句近乎白话，但读起来却使人解颐快心。如[江城子]《折除陋烂房》这首词可谓别具风格：“陋平房，烂楼房，陋烂成堆，统统拆精光，此事万难难不住，拼执著，又何妨。”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违章建筑到处可见，成为公害，历任的校领导无不为之头疼而又无奈。在纪校长的坚持下，这些违建得以清除，校园变得美丽大方。可见词境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完全可以同步。
作者的情感不仅体现在忧时报国的情怀中，也融化在家庭生活、人伦交往的缱绻深情之中。孔子说，诗可以群。这里的“群”即包含着人伦关系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国学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志趣与抱负。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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