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校陆续开设《四书》相关课程，把《四书》教学纳入大学人文教育体系、让《四书》成为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已逐渐成为大势所趋。为推进两岸高校《四书》教学，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广州[注: 广州市-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中国南方最大的海滨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全国华侨最多的大城市。]联合举办“两岸三地高校《四书》教学研讨会”，来自大陆各地及香港、台湾共30多所高校的60多位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一线教学的教师就《四书》教学的理念与实践、现状与展望、问题与对策[注: 汉代出现的察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方法﹐又称“策试”。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再诏举贤良能直谏者﹐并亲自加以策试﹐其时参加对策者百余人。]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宗义提出，《四书》教学需解决多重定位问题。“作为通识教育是对学生知识视野的拓宽与整合，作为人文教育、价值教育则培养学生敏锐地认识价值与意义的多样性，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生命教育、国民教育则侧重对学生人格精神的陶冶[注: 【词语】：陶冶【注音】：táo/yáo yě【释义】：1.陶工和铸工。2.谓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3.制作和烧炼(陶瓷器)。]、为人处世规范的引导。”郑宗义说，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四书》教学主要有专业教育、非专业的通识教育、面向大众的社会文化教育这三种类型。对此，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就当今高校和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四书》作为非专业的通识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更为迫切和重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认为，《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因此，《四书》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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