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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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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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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历史是连续的。传世文献的记载，加上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和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注: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指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把中国农业时代的文化史连续上溯到8 000-10 000年以前。虽然考古学的成果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并初步揭示出新石器时代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并存和交互影响的基本事实，但就中原而言，从早期的老官台、裴李岗、磁山，到中期的仰韶，再到晚期的龙山、二里头，其发展承继关系和线索是清晰而明确的；虽然夏、商、周三代有着不同的种族和文化渊源，但它们的前后相继构成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化连续发展的历史，并顽强地保存在周的文化记忆中，也深深地影响了周的文化创造。
周的文化创造，集中到一点，是在世界性的广阔地域内建立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也即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以“王天下”为理想的封建制度[注: 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基本剥削形式是封建地租，农民(或农奴)耕种封建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作为地租被封建地主剥夺。]。这个“王天下”的理想是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后世(甚至直至今天)包括先秦诸子在内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的创造，都被笼罩在它的神圣光环之下。
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国古代的王权开始。
一、商代王权的特点
据司马迁的记载，商汤就曾自诩“吾甚武”并以“武王”为号。在某种意义上，商王似乎已经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这种最高权力的表征之一就是商王“余一人”的称谓。在甲骨卜辞中，屡有“余一人”或“一人”出现，在《尚书》的《汤誓》、《盘庚》等篇中，商王也以“予一人”自称。按照胡厚宣的意见，“自殷武丁以迄帝辛，‘余一人’与‘一人’者，已为国王一人所专用的称号。”[1]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自称“余一人”的商王和秦汉以后“朕即国家”的专制皇帝等同起来；其实，即使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天子相比，商王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而要大打折扣的。商王的权力至少在两个方面受到限制：
一方面，是来自本部落族众的限制。甲骨卜辞中有“众”字，字形为日下三人，过去一般解释为奴隶，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象多数的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再从发音上来说，童(僮)、种、众、农、奴、辱等字是声相转义相袭的”[2]。对于这种解释，不仅当时就有不同的声音，如丁山：“日为殷商民族的大神，众人在日下，应作受日神保护的民众解释，其地位应与罗马帝国[注: 罗马帝国（前27年—476年）,962年 ,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 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962～973在位），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时代的‘公民’相等，至少也该是自由民；可能是公卿大夫的子弟”[3]。近年来，更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如晁福林就讲到：
甲骨文“众”字过去解释其造字本义均谓其为日下三人形，其实它从“囗”而不从日。“囗”在作偏旁时，或指房屋基坑，或指室内火塘，或指埋人坑穴。“众”字所从之“[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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