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2） |
 |
时间：2012-2-25 10:49:34 来源：不详
|
|
|
二、周初王权受到的挑战
周在众多盟友的支持下，取得了克商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的一个分水岭。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7]55他认为整个中国历史，其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当首推殷周之际最为剧烈。我们不禁要问：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的历史变动导致封建制度[注: 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其基本剥削形式是封建地租，农民(或农奴)耕种封建地主的土地绝大部分产品作为地租被封建地主剥夺。]废而郡县制度兴，难道其变革不如殷周之际剧烈吗?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打倒皇帝，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国灭而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兴，难道其变革也不如殷周之际剧烈吗?王国维是跨世纪的近现代学者，当他如此断言的时候，他难道就没有想到人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吗?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力作，发表于民国六年(1917)，开篇就用这种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出这样的断语，综合王国维的整个学术思想来看，仅仅归之于王国维的遗老立场是不足为据的，其中当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认识。王国维说：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7]56
在王国维看来，殷周之际的变革表面上似乎和后世帝王的王权交替并无区别；但就其实质而言，周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创造，实在是基于对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深切认识，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绝非那些只知取天下和守天下的后世帝王所能望其项背。这个“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的文化创造，用王国维的话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7]56，也即把一切人都统摄在一个具有统一的价值标准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而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灵魂不是别的，就是被中国古代文化视为最高理想的“王道”或“王天下”。“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7]68 这是《殷周制度论》的结语，也是全篇的点睛[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