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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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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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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笔，因为揭示“周之所以王”的内在奥秘，正是王国维这篇力作的主旨所在。
但是，这个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高理想的文化创造并不是周人从一开始就完成的，而是在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之后，针对着王权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逐步实现的。
周人取得克商战争的胜利后，并没有马上做出特殊的也即特别异于商的文化创造，而是基本沿袭了商的方国联盟制，这从武王克商后只是停留于“兴灭继绝”的策略，对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之后(所谓“三恪”，也即享有盛誉的古老部落)进行笼络，并在商的旧地设置三监即班师西归，看得十分明白。但在武王死后，随即发生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这对刚刚取得胜利的周人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这场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是王权对被征服的东方部落的控制问题。
成王之前，周人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本无定法。太王古公父不传太伯、仲雍而传季历，文王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临终则要将大位传于其弟周公旦，有所谓“我兄弟相后”[8]《逸周书·度邑解》的嘱托，这些都是明证。关于周公的继位称王，历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只要不带任何成见，就会发现《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等篇中，周公均是直接以王的身份发布诰令，周公继位称王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争议之起，在于春秋时人的成见。因为按照成王以后的定制，周公以武王之弟的身份而居王位是不合周礼的，是为“非礼”。但是，周公是“礼”的创立者，是周人心目中的圣人，因此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周公继位称王的事实，一方面又不得不极力为周公讳言，这才弄出了许多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
真正的麻烦是由周公的兄弟们引起的。武王死后，周公依武王的遗嘱继位称王，这本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叛乱却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这场叛乱是针对着王位的，涉及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周人的继统虽无定制，但此前奉行的基本是父死子继的原则。或许，武王临终传位给周公而不是成王，多少是受了商人兄终弟及[注: 王位由哥哥传给弟弟继承，传弟一般按年龄长幼依次继承。兄终弟继，传子有传兄之子、传弟之子和传嫡子几种。-xiongzhongdiji]观念的影响。但由此却引起了纷争，因为无论按照周人的传统还是商人的定制，周公都不具备严格的继位称王的合法性：按照周人的传统，继位称王者该是成王或成王的兄弟；而按照兄终弟及的商制，最有资格继位称王的也应该是管叔而非周公，因为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虽然真实的起因是对王位的觊觎，但叛乱者打出的旗号却是成王。这一点，《尚书》中说得很明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6]《尚书·金縢》
在周的地盘内，周公无疑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如果只是畿内的几个兄弟发些非分之想，是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这正如先前的太伯、仲雍，至多不过逃出周地远走他乡罢了(我们很怀疑后世儒者的溢美之词，总觉得太伯、仲雍的“乃荆蛮”可能也和王位的争夺有关)。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发难却不同，乃是起于刚被征服的殷商旧地，且引起了整个东部地区的连锁反应。周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畿内王位纠纷，而是一场打着合法旗号但却来自畿外的全面战争。《逸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歹聿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8]《逸周书·作雒解》这里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楚：武王“崩”，周公“立”，于是有三叔和东夷及熊盈的“略”。而一个“略”字说得很明白，也就是起兵大举进犯了。(注：“略”或以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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