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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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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2-25 10:49: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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畈”之误，“畈”同“畔”，与“叛”通。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杨宽直解为“起兵进攻之意”，似更确，谨从此说。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又：杨宽他处引《作雒解》，亦作“畔”，例见《西周史》第550页。)
面对这场突发的危难，周公义无反顾起而应战，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6]《尚书·金》但是，周公的出征一开始就遭到畿内族众和同盟者的强烈反对，即使周公宣称占卜得到了吉兆也无济于事。《尚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曷)不违卜?”[6]《尚书·大诰》
看起来，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1) 局势过于凶险(艰大)；(2) 民心不稳定(民不静)；(3) 反叛者或为周的王室成员(王宫)，或为同盟者的宗亲(邦君室)，或为自己的父辈亲属(予小子考翼)。因此，反对者甚至要求周公违逆占卜的结果放弃出征。当然，周公最终说服了族众和同盟者，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平乱、二度克商和进一步拓展势力的东征战争。东征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不仅保住了武王克商的成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周的势力范围。
但是，东征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解决由三监和东夷叛乱所引发的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周的王权对被征服部落的控制问题。相反，随着周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大，这两个问题都以更为紧迫的形式摆在蒸蒸日上的周人，特别是以周公为首的周统治集团的面前。
正是从这里出发，周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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