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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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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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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诗学 诗史说
论文摘要：“诗史”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本文着重考索诗史观在明代以至清初的兴衰，并分析评价其缘由利弊。
“诗史”乃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始见于晚唐孟綮的《本事诗》，至宋代而成为论诗之常谈。《本事诗》评杜诗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推断诗史当指诗歌由于真实具体地记录了时代进程，而兼具了诗学和史学的某种特质与功用。然而，诗史说在明代却备受冷落。陈文新在《明代诗学》一书中指出，明人从以下三个层面否定了诗史说：“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唯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这是很有见地的。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从李东阳的议论进一步推理，就会发现其对诗史说釜底抽薪式的颠覆。他说《诗》中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言下之意即赋这种创作手法无足轻重，比兴才是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李氏所论有一定道理，因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抒情诗始终是主体和正宗，比兴则是抒情诗最常用的手法。而诗史类作品因侧重反映社会历史事件，常用叙事体和“赋”的创作手法。当然他并不排斥文学中的叙事性，而是从诗文分途的角度认为文“长于记述，短于讽咏”，而诗则可“畅达情思，感发志气”。诗只能是抒情的，而不应间人叙事。其后，李氏门生杨慎、何景明等也对诗史说颇有微词，陈文新《明代诗学》中对此已有辨析，综其所论，明人主要以诗史类作品多叙事，感情激烈直露，与抒情诗传统的温柔敦厚、含蓄蕴藉格格不入，而否定诗史说的。
诗史说在明代的尴尬境遇到明末清初时有了极大改观。其时，文坛不仅对诗史说的观念大幅转向，而且在创作实践上产生了以梅村体为代表的大量长篇叙事诗。因为七子诗学具有明显的唯美倾向，以抒情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艺术特征否定了诗史说，七子派改宗或部分认同诗史说就很有启示意义。如谢肇涮一方面说：“诗不可太着议论，议论多则史断，不可太述时政，时政多则制策也。……故子美《北征》，退之《南山》、乐天《琵琶》、《长恨》、微之《连昌》，皆体之变也，未可以为法也。”(谢肇潮《小草斋诗话》卷一内篇)另一方面又说：“少陵以史为诗，已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语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同上)在一定程度上又承认了诗史说的合法性。又如明末七子派领袖陈子龙虽恪守七子复古诗学，却说“夫吟咏之道，以《三百》为宗，六义之中，赋居其一，则是敷陈事实，不以托意为工，摞指得失，不以诡词为讽，亦古人所不废耳。”(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三《左伯自古诗序》)所谓“敷陈事实”、“摞指得失”自然与抒情诗含蓄蕴藉的审美要求相抵触，但陈子龙以六义中有赋此一格，仍肯定其合理性。如将陈子龙之论与李东阳“《诗》中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之论参照并观，其问变化殊堪玩味。
谢肇涮、陈子龙等七子派诗人还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了诗史说，明清之际诗坛巨擘钱谦益则不遗余力为诗史说张目。他在《胡致果诗序》中言道：“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胜。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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