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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从“诗不可兼史”到“以诗补史之阙”——论明清之际诗史说之流行

时间:2010-7-17 11:41:58  来源:不详
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钱谦益认为,三代之后诗、史分途,但诗之义仍不能不本于史,因为诗中所纪“千古之兴亡升降”,所发之“感叹悲愤”,无一而非史。故当宋亡之时,谢枋得、郑思肖之徒悲号苦吟于山野草泽之间,宋亡之后一代士人之心路历程,于斯毕见,宋末史实亦多赖斯人斯诗而传,因此钱氏认为诗“足以续史。”当然,钱氏称“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胜于此时”,亦属过情之誉。倒是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称赏其晚年所作《投笔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犹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钱谦益之所以标举诗史说,实大有深意。钱氏人生态度、学术取向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但其于史学则有一贯的热情。与其同时代的李清曾说:“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尤苦心史学,”并称其“留心国史三十余载。”-2近人邓之诚也说钱氏“以史自命。”日亡国前后,钱氏以暮年残生搜罗遴选明代诗歌,编定《列朝诗集》以传世,其尝自叙初衷云:“鼎革之后,恐明朝一代之诗,遂至淹没,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精魄留得纸上,亦晚年一乐事也。”足见其倡为诗史说之用心所在。
  与钱谦益从诗史同源,诗之义本于史的角度肯定诗史说不同,遗民诗人钱秉镫、申涵光则从对温柔敦厚的质疑及为杜诗辩护的角度肯定了诗史说。钱秉镫云:“近之说诗者,谓诗以温厚和平为教,激烈者非也,本诸太史公所云‘《小雅》怨悱而不乱’。吾尝取《小雅》颂之,亦何尝不激乎?讥尹氏者旁连姻娅,刺皇甫者上及艳妻,暴公直方之鬼蜮,巷伯欲畀之豺虎,正月繁霜之篇,辛卯日食之野,可谓极意询厉,而犹日其旨和平,其词怨而不怒,吾不信也。”(钱秉镫《田间文集》卷一四《叶井叔诗序》),明人主要是以叙事性作品有悖于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诗美标准而否定诗史说的,但钱秉镫指出即使是被公认为温柔敦厚式的典范之作的《小雅》,其间亦有愤怒有怨恨,并非全是温厚和平的。秉镫又认为“称诗者必主于温厚和平,此非词义之说,而声音之说也。”(同上,《温虞南诗序》)也就是说诗歌其声自应中规中矩,其义则可不受温厚和平所限。

  这与以往对温厚和平的界说完全不同。秉镫之论如此,而其所为诗文亦“意在庀史,属年月唯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颇得杜甫诗史之义。申涵光为杜诗辩护:“古之能诗者,率沉毅,多大节。即如杜陵,一生骗性畏人,刚肠疾恶,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颇近严冷,与和平不类也,而古今言诗者宗之。恶恶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绕指之柔,与俗相上下,其为诗必靡靡者,非真和平也。”(申涵光《聪山集》卷一《屿舫诗序》)申涵光认为虽然杜诗以常情论之,确非和平,但对邪恶的深恶痛绝本身就出于性情之正,相反那些貌似温柔,实为媚俗者并非真正的温厚和平。如此,杜诗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根基。
  吴伟业、黄宗羲、屈大均、杜溶、阎尔梅等人对诗史说亦极为称赏,并丰富深化了诗史说的含义。吴伟业在《且朴斋诗稿序》中说:“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游夫野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吴伟业论诗史说本于兴、观、群、怨之旨,着眼于诗的教化功能。黄宗羲则说:“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日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纪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唏,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谣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矣。”黄宗羲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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