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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为“诗史”辩——从语义分析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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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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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一般史书 历史本身 诗杨慎 王夫之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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