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为“诗史”辩——从语义分析的角度 |
 |
时间：2010-7-17 11:41:52 来源：不详
|
|
|
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 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