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为“诗史”辩——从语义分析的角度 |
 |
时间：2010-7-17 11:41:52 来源：不详
|
|
|
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
前文曾定义“历史”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这个“历史”对大部分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隐晦的，因而是不“存在”的。人们Et常“操心”的只是自己的琐事，小圈子里的事，最多有“个人的历史”。即使对于很多历史学家，“历史”也往往隐身为僵死的编年史材料。但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历史”最大限度地因“澄明”而“存在”了，因为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
于是，唯有通过鲜活的个人才能把握历史的“存在”，就像《史记》“列传”反映秦末汉初的大变动那样，它又何尝不是诗呢?而当杜甫以诗歌表现天宝年间自己以及他人的所见、所感、所行时，那不正是安史之乱生动的“存在”吗，又何尝不是史呢?“诗史”之“史”是“存在”着的历史，这再次说明了它的“特定”意味。显然，对“存在”的探讨将会进入最基本的哲学分析，而至此，“诗史”已得到有效辩护，故本文不再展开上一页 [1] [2] [3] [4] [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