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
 |
时间：2010-7-17 11:41:59 来源：不详
|
|
|
论文关键词：诗史 社会主题 忠义
论文摘要：蒋琦龄是清成同年间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和社会心态，较好地贯彻了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其诗歌在当时被视为“诗史”。
“诗史”最早见于唐代盂綮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寓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号为‘诗史”’。此后，人们便沿用“诗史”来评价杜诗的社会价值。郑庆笃认为杜诗被誉为“诗史”的根本所在，是杜甫以诗歌形式反映出重大历史事变安史之乱，将民生疾苦、朝政得失等君国大事诉诸笔端。…可见，“诗史”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精神。它包括以下内涵：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从诗中可感受到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窥见他所处时代的真实情况。其次，以典型的形象和事件来反映多灾多难的历史和时代氛围。诗不是记载“一时事迹”的，而是显示“一时气运”的，‘诗史”的深层含义应理解为“史外传心之史”。‘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史，而是心灵史、情感史，它以形象、审美的方式将最生动最具认识价值的人物精神世界记录下来，从而能从中折射出时代发展的脉搏和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历史上被给予“诗史”称号的诗人除杜甫外，有汪元量、文天祥、吴伟业、黄遵宪等。也有单独一首诗被视为具有“诗史”价值的，如元好问的《丧乱诗》、顾炎武的《海上》等。鸦片战争期间涌现出来的大批优秀诗人的整体创作或部分篇章亦被盛赞为“诗史”。蒋琦龄便是其中一位。
蒋琦龄(1816～1876)，字申甫，广西全州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起，历任汉中知府、西安知府、四川盐茶道、顺天府尹。1860年7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28日，他赶往圆明园欲劝阻咸丰帝北狩热河的逃跑行为，以失败告终。随后，他单骑奔山西，为谏咸丰“西幸”定民心做策划，复又无成。同治登基后，诏求直言良策。他呈《进中兴十二策疏》，得到同治嘉赏，并命着即赴京听候简用。蒋琦龄以母病为由恳请归里，在衡州、桂林等地书院讲学，终老全州。著有《空清水碧斋涛集》、《空清水碧斋文集》，今藏国家图书馆、桂林图书馆。诵读他的诗作，我们首先可以体味到诗人忠愤感激、幽忧切叹之意，其次可了解到NN,J-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与杜甫的“诗史”精神完全相通。
蒋琦龄诗歌的“诗史”性体现存反映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诗作中。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他参加科考并进入仕途，民族的灾难和生民的不幸使他从一个闭户读书的青年迅速成长起来，写下了一批忧国伤时的诗歌。1841年，英军攻占定海，进京途中的蒋琦龄在客船中作了《湘中八月传闻官军收复宁波……》一诗。年轻的诗人陷入忧虑之：“……湖广明眼底，世事上眉头。洒浊难浇愁，天寒易饯秋。岳阳楼上望，忧乐几时休”。他对军队战斗力低下、临时抱佛脚等弊病不胜忧虑，惋惜自己“失皇势”，否则会像明代主持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胡宗宪一样，在荡平倭寇的战斗中大显身手。1860年8月，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直逼天津，朝中人心惶惶。他和朝中友人常谈国事，认为将相们应学习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寇准，在北门饮博谈笑中稳定君臣之心，并劝服君主打消逃跑念头，“宜在城楼瞻御盖”(《与少鹤谈宋事有感》)。面谏成丰帝的计划破灭后，他劝咸丰“西幸”山西以“固根本”，认为此时事同“唐裴冕请肃宗幸灵武、宋宗泽请高宗幸汴京之举也”(王柏心《空清水碧斋诗集序》)。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几个月间作诗55首。诗中，他悲痛地责问“谁遣陆沉[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