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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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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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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至此”，指出正是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甚至走投降路线的朝臣误国：“夷甫诸人宁足责，万事盈庭一诺唯。厝薪直突众所知，虎豹九关人畏死。纷纭犹未罪汪黄，战守谁能用宗李。盘石遂有累卵危，白日神州车载鬼。”(《送霞舫之广昌》)他在诗中一再咏刘琨、祖逖、岳飞和宗泽等人，痛责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岳飞、“P4-毁长城”的行为(《谒汤阴岳庙》)，借东晋南宋事讽刺“善谋身”的汪黄之流，“尽为海上忘机客，决无新亭对泣人”，呼唤士人忠直报国，“二百年来勤养十，临危犹冀有陈东”(《读史书愤》)。他愤恨朝中诸人不图振作，国难当头仍无耻享乐，一针见地指出尸位素餐腐朽荒淫的官员是致使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釜鱼幕燕自逍遥，倾覆终当念本朝”(《感愤》)。他白比借力为国谋划的申包胥，却“独唱无和”(《初至合江亭观蒸湘盛涨》)。同年6月底，因谋事不成返回家乡的诗人路过寿阳，作《寿阳呈祁太保相围六十韵》。该诗气魄宏大，蕴涵丰富，获得很高评价：“此诗史也，尤为千古必传之作”。(吴振槭《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诗中首先回忆了清初的强盛和繁荣，然而，“魍魉”、“鲸鲵”从海上入侵，“烽烟横北固”。尤其是《北京和约》的签订，更加重了百姓的苦难，因而“青犊归无所，潢池盗有因”。他悲愤地呼喊“越甲情徒耻，澶渊志未申”，但现实却是“国家无寇准，可使有王伦”，接下来他提出中兴策略，愿像为东晋王朝的安危存亡立下卓著功勋的温峤一样为国效力。末尾，诗人慨叹自己奔波无功而忠诚不改，“蹈海欲明志，移山嗤效颦”。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也同样勾起诗人对庚申之变的回忆。1861年秋，接到友人赠菊，他百感交集，“西郊辇路接淀园，劫火铜驼泣荆棘。次花零落那可问，有亦非复昔颜色”(《魏五秀才赠菊花，为赋长句》)。
吴伟业及后来的诗人在时事诗中多采用对个别主人公的命运沉浮进行纪实性叙述以揭示时代悲剧的叙事方式。而蒋琦龄及其同时代诗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上溯杜甫，不是对历史做客观完整的记载，而是以诗人的心灵去捕捉社会场最。诗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皆由自己的所见所闻出发，或抒情，或议论，或托物用事，或寓言影射，无一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以及郁结其心的忧患意识，表现出鲜明的诗史精神。写重大事件、体现“实录”精神的诗篇，自然是说明“诗史”成就的重要方面，而记录个人生活情事的诗篇也体现了“诗史”精神的一面。它们艺术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历史的真实。所谓“凡出处、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
蒋琦龄的诗歌从个人的身历蹇难反映了社会的离乱和百姓的困苦，抒写了诗人的恺郁与悲愤。1855年在成都拜杜甫桐堂时，他对未来迷茫而无奈，“干戈满眼生事微，家乡荡尽将安归?”(《东杜公裥》)1856年父亲去世，他扶柩南归，途径湖北，同睹战乱已使这里物是人非，“江南江北百万家，只今堆骨泣寒沙”(《过江抒怀五首》)。至湖南永州，因战乱无法前行，他只好寓居此地四年，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组诗《避乱》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生动反映了时代苦难。他时常“仓惶携百口”躲入深山避乱，有时半夜登山，“夜与萤火逐”、“天梯信难攀”，在寺院中枕砖头囫囵就宿鹱粥果腹。有时“雨脚乱如麻，众哗贼已至”，近山村庄如“万鱼迫鼎沸”，顾不上穿鞋蜂拥入山。“牛羊滑路争，失势千丈坠”，险些坠落的人们喊爹叫娘，老弱病残者体力不支倒地僵卧。惊恐不已的诗人觅得“上漏下泥渍”的茅茨暂时歇脚，可久待山中食物无多，“东邻儿啼饥，破甑已尘翳”。至1862年，他和远在北方的亲人们已经几年未通音信了。然在“京洛音书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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