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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蒋琦龄诗歌的“诗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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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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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是战争前线大散关，“侵晓蒲津渡，凉秋大散关。……向来忧国意，未改旧愁颜”(《记梦》)。而让他一生最牵挂的足“唯愁鲸跋浪”《次答子寿早春见怀》)。他终生执著济世，不甘于“老向唐诗晋帖中”，时常“梦回蜀栈秦关外”。他认为朴学的繁荣正是士人报国无门的产物，“笠泽有书留朴学，狄山无路效孤忠”(《又次韵答松孙间赠》)。
纵观蒋琦龄诗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忠愤感激、为国分忧的情感。“此行于国竟无补”(《介休遇雪》)、“野老吞声语尚酸，春行愁减带围宽”(《次和永州太守廷方宇见寄》)、“漆室伤怀抱，涕泪痕满纸。……忠爱本性成，爵禄心则死”(《寄王子寿》)、“系岂秦无人?未遇臣一个。跖穿昔西奔，独唱乃无和。寸心溺死灰，归路备坎坷!南湘佳山水，何处容高卧”(《初至合江亭观蒸湘盛涨》)、“高飞屡铩垂天翼，热念空回报国肠。敢谓上书同贾谊，已经历险愧王阳。三年奔走杜陵客，孤负成都旧草堂。归槎至今浮倦客，麻鞋犹梦泣孤臣”(《次韵答徐七觉生》)、“已挂衣冠理钓纶，犹怀芹子献枫宸”(《又次和见怀》)。鸦片战争前后的诗人贝青乔、蒋琦龄同乡好友朱琦等人在血与火的浴炼中，创作出了一批褒赞英烈、感泣鬼神的诗作。蒋琦龄没有亲眼见到过前线悲壮的战争场面，然而正如严迪昌先生所说：“当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在广州口岸外轰来第一炮时，民族的爱国的自危、自尊和自救、自卫的热血流向毕竟是通同的。”蒋琦龄诗中情感忠诚炽热，火热报国之心一直跳动到生命尽头。《绝笔》可谓是其至死不渝的爱国激情的最后表露：“气愤如山死不平，竟教田野度残生。朝廷何El封京观，愿驾胥涛戳海鲸”。时人认为：“其缠绵悱侧之情，感激愤兴之气……诸先生谓公诗上法杜陵，乃并杜陵之许身契稷，每饭不忘君国之志，亦神肖之”(周星誉《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蒋琦龄的诗歌在当时得到了诗人们的高度评价。刘绎认为《书愤》一诗洞中时弊，并对其有关民瘼之作给予赞扬。邓文熊指出蒋倾注心血作诗的原因在于：“篙目时艰，志不得行，乃益专力于诗”(邓文熊《空清水碧斋诗集跋》)。多数人从忠爱悯时的评价体系出发，认为蒋诗似杜：“忠爱忧思时殷怀抱，则胎息于杜”(杨翰《空清水碧斋诗集题词》)；“忠荩悃忱，拳拳晨暮”(庄受祺《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行役不忘忠爱”(陈兰第《空清水碧斋诗集跋》)；“言为心声，足观世变。……使人忠义之心油然而动”(杜寿朋《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朱琦认为：“一种渊穆醇厚之气，油然蔼然流露于笔端，尤为天禀所独得。读竟不觉俯首至地”(朱琦《空清水碧斋诗集跋》)。王柏心明确揭示蒋诗是志不获聘情况下的“发愤著书”，凝聚着强大的伦理人格力量，“虽不在位，而倦倦君父。……忧愁感叹，恳恳款款，章疏所不能尽泄，则发愤而寓诸诗”(王柏心《空清水碧斋诗集跋》)。
由于时代环境和清中叶学术的影响，这一时期对“诗史”精神的阐释有时代的特色。除“纪兴亡”之外，“诗史”精神更多是在“忠义”层面上得到了弘扬。对“诗史”的认识接近宋人“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的境界(《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解读杜诗、评价杜甫多从“忠爱”人手，而且更加强调这一点。这造成了他们对“诗史”精神领悟的局限，即往往仅仅从忠爱忧民这个儒家传统的诗文评价体系来评蒋诗，而忽略了其诗“善陈时事”等其他重要方面。
当然，蒋琦龄诗歌的成就不能与杜甫相提并论。但他的诗中，王朝的衰微与民族的危难交织，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巨变同构。我们能从这些诗歌中听到他的呼喊，看到历史的轨迹，了解那个时代的屈辱与苦难、悲愤与无奈。杜甫以来的诗史精神在此得到了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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